或许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的观点牵强附会。因为孟子时代即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而孟子是早于西汉的战国时期人。在《孟子·离楼上》里有一段这样的问答——“浮于髡((Kun))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呼?’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乎者，权也’。”浮于髡和孟子这段对话的大概意思是，未婚配男女不手拉手，是礼节吗?孟子说是啊。浮于髡又问，那如果嫂子掉进水里了，要不要伸手去救呢?孟子说，当然要伸手啊，不然就不是人而是豺狼一样的畜牲。正常情况下男女间“不亲”，是一种礼节，而嫂子掉水里施以援手，则是做人最起码道德。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浮于髡对“男女授受不亲”一说有质疑的味道。

　　有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是不是当时男女界限划分得真那么分明?就像我们上小学时男女同桌，用削笔刀在桌子上刻出一条“三八线”一样，不能逾越?实际上不可能。相传为孔子所编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出现了“男女有不侍礼而相奔者也”、“男女相奔”、“男女谣奔”，这些反映男女感情方面的文字。《诗经》开卷第一篇《关雎》，就是青年男女的求爱诗。

　　据《周礼》一书的记载，在周代至春秋时期，还有原始社会群婚制(乱婚杂交制)的遗俗。在每年三月有一天是“做爱日”，不分辈分，不分年龄大小，自由配对交媾。“做爱日”这一天，男女间发生性关系不受约束，很随便，艳遇多多。如果要算情人节的话，这个很“随便的一天”大概是就是中国早期“情人节”了。即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情人节，至少也应该是现代情人节的雏形。实际上，在《诗经·溱洧》就有这样的“情人节”，这一天“唯溱与洧，方洹洹兮，唯士与女，方秉兰兮。”郑国这一天的情人节叫“上巳节”，每年夏历的三月三，集体约会的地点就在溱洧河两边。直到唐代，这个“情人节”还存在，杜甫诗证：“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

　　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史书上有记载。《周礼》与《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是记述周代官制和政治制度的权威典籍，虽然有学者考证其成书于汉初，但书中反映的内容还是相当可信的，被后代学者作为研究周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制度史的重要文献。我所说的“做爱日”记载出自《周礼》中的《地官·媒民》，原文是这样描写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如没有特殊情况不去参加“奔(去户外做爱)”，反而要受到责罚。古时性关系都如此开放，男女间拥抱接吻的亲昵举动，就应该更平常了吧，根本就不是“男女授受不亲”。

　　古时候“情人节”的存在从好多书中都可发现。《史记·周本纪》中记载过一个人物后稷，后稷擅长农作物的耕种，尧舜时代还做过农官，是中国上时期的农神。他的母亲叫姜嫄，在“祀高禖”时踩到了一个大脚印受孕。高禖是主管男女、生殖之神。因她的祠庙建在郊外，又称郊禖。那时每年都有一个祭祀高禖的节日，年轻男女做完祭祀活动后，就在郊外“野合”(做爱，甚至是群交)。姜嫄怀孕应该就是“野合”的结果，只不过可能不知那个男子是谁，而托称踩了大脚印受孕。从这里也见古时“做爱日”的存在，“做爱日”不就是情人节么?至今，这个过去原始群婚杂交制、母系社会的遗俗，在某些少数民族人群中还可以找到影子，青年男女会在某一天(节日)尽情地嬉乐，用时尚的话说就是玩集体“派对”，在活动中可以自由地发生性关系，出现“一夜情”现象。

　　其实，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中国古代男女的婚恋观念，特别是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就是“独尊儒术”之后，汉人的观念也没有完全正统过。如汉惠帝还娶了他的外甥女做妻子(见前文《》)，汉成帝刘骜经常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玩“双飞”(见前文《》)，用今天的话来就是成人“三P游戏”。在秦汉以前，思想流派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各种学术派别。“男女授受不亲”，严格要求未婚配男女不要“暗送秋波”，不要“拉拉扯扯”，只不过是孔孟之道的一家之言，并不能左右其它流派的。因此，拥抱啦接吻啦，在那时的男女间是客观存在的，很自由的，而且是一种社交礼节。

　　那么，为什么史书上少有记载?可以这样理解，在儒家思想地位被牢牢确立之后，这类文字被视为有伤风化，记载此事的书多被焚烧了，到了明清时期都有禁书扫生。如《金瓶梅》、《唇楼志》、《风流和尚》、《八段锦》、《禅真逸史》，这些在描写男女性爱方面过分露骨的艳情小说就被禁毁过，从这里不难推测出前期的情况。张生与崔莺莺相爱只能私订终身，约会也要翻墙头，偷偷摸摸如做贼般，在月下进行;梁山伯与祝英台只能化蝶而去，到阴间再成夫妻······这些中国式爱情，是人们的婚恋意识，特别是性意识被占据统治地位的“儒教”严重禁锢和伤害所致。至于牛郎与织女的悲剧，那不是因为他们的恋爱意识不自由不开放，而是因为触犯了天宫不得“私自下凡”的天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