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制夫妻不好的地方

1992年年底，我想办法进了海南的一家大报社，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一晃就是六年多，这六年，我像一个拼命三郎那样工作着，到了1998年底，我终于能给自己买套房子了，三室两厅，小区也不错，还能看见海。这时的我，也已经三十岁了。魏凌越是统计局的干部，有过短暂婚史，因为前妻出了国，再没回来，所以离婚了。他的工资不高，住着单位给的一套一室一厅，人倒是真随和，长得也不错，说起话来更不会像有些男人一样，一张嘴就想把你问个一清二楚。以前我曾说过，房子可以就用我的，他立刻表示结婚的费用他来出。我一想，我这里装修下来要将近三十万，结婚最多花个五六万也就够了，这样一来，他岂不是拣了个大便宜?在钱的问题上，我认为不能含糊。按照我们的约定，生活费用是我们公摊的，每个人每月拿出一千块钱来，算是吃饭和日常开支。遇到各人的事情，自己就掏自己的。

魏凌越工资不高，每月也就一千多一点，而我只要正常写稿发稿做好版面，每个月拿五六千不成问题。转眼2000年的冬天到了，凌越突然接到老家的电报，说要盖房子了，需要一笔钱。他来找我商量，说看能不能寄回去五六千块钱。我说不行，我们结婚时说好了的，AA制，各人有事各人出，他的事情没有道理要我出钱。他气愤极了，说：“就算是朋友听到我有困难都会借给我钱，我们还是夫妻呢。我看得出来，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我仍然认为我不能妥协。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怀孕，我的工作基本上停了下来，收入立刻就只有一千来块钱了，但这个时候的花销却明显多了起来，每月两千元的收入让我们的生活感到了紧张。我从没有告诉过凌越我还有十来万的存款，但同时我也在犹豫着要不要拿出一部分来花。就在这个时候，凌越的母亲又住院了，这次他没有对我提起钱的事，我是在他包里发现家里要钱的信的。三月的一个晚上，凌越匆匆吃过饭后对我说他要加班，然后就骑着摩托走了。等他回来，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么晚了，他会在外面干什么呢?莫非是因为我的怀孕和家里经济状况的紧张让他产生了想轻松发泄的念头?于是我也不在家里呆了，约了朋友晚上去逛商场、看电影、听音乐。我心里隐隐得意着，看看我们谁玩过谁。

没成想，一天晚上，就在解放路口，我正坐在一家鞋店里试鞋子，突然看见了在门口不远马路上的凌越。他戴着头盔，坐在摩托车上，把手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头盔。开始我以为他在等人，但很快我就知道了他在做什么。原来他在做摩的手，这在海口是要被抓的，但这个地方一方面乘客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摩的手比较集中，城管一来，他们立刻就会分散逃跑。

一个乘客过来了，他和一帮人立刻一脚踩在地上，慢慢地滑了过去。最后凌越谈成了价格，他老练地把头盔递到了这位乘客的手里，然后带着这个人走了。我张着嘴，半天回不过神来。我不能揭穿凌越为挣钱而去做摩的手的事，这可能是他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为挽救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但真正完全消灭AA制，却是在两个多月以后了。

凌越的“摩的行动”终于让他得意扬扬地拿回来了六千多块钱，当然他说是帮人做预算挣的外快。我二话没说就把钱扔进了抽屉，我开玩笑说自己现在挣不了钱了，AA制必须在我们家彻底废除。女儿是这年底出生的，出生前，我把自己剩下的十四万全取了出来，在把钱交到凌越手上的那个时刻，我知道自己这才把感情真正交付给了这段婚姻，交付给了我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