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明世宗沉迷方术，有个道士陶仲文向世宗敬献“长生药”而得幸，官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兼支大学士俸，封号更玄，乃“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是也。其实，这所谓长生药便是春药，时人早指出：“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就是说，所谓“长生”无非淫乐纵欲的体面用语。

陶道士不是第一个以秘方见幸嘉靖者，此前还有一个叫邵元节的同行，“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谥，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宠大逊陶。”不过陶道士的春药倒真的很有效，估计效能不逊于当今的伟哥，故而皇帝和他几乎是称兄道弟，“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其荷宠于人主，古今无两”。

那么陶道士究竟是何秘方呢？沈德符在《万历野荻编》中有载：“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人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铅，云久进可以长生。” 也就是说，秘方可以让皇帝金枪不倒，每晚驭女（服药）N个，而且还多是10岁左右的幼女。“长生”的谎言下，掩盖的乃是最放荡最无耻的兽行。

既然皇帝的荒淫外面有一层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的包装，那么，荒淫也就有了政治上的严肃性，敬献秘方乃至秘方见幸自然也就有了极为正当的理由——这可是功在社稷的爱国行为啊。大家不是每天都喊“万岁，万万岁”吗？现在皇帝要长寿，要万寿无疆，谁敢反对？

纵欲既有道教的理论基础，又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可以用来交换权力财富。于是风气蔓延，从宫廷到官府，而至民间，举朝上下，争谈秽幉。春药、房中术上可以登龙，下可以致富，一时间成了为社会所追捧时尚。陶仲文之后其他的如应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参议顾可学等，皆以进方药而得飞黄腾达。御史万安“初因年老病阴痿，得门生御史倪进贤秘方，洗之复起，世所传为洗御史是也”，靠敬献这个秘方，此人居然一度爬到内阁首辅的位置。

万历初，抗倭名将谭纶“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结果一跃而为大司马。不过他的秘方不太到家，“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另一位声名更为卓著的戚继光也曾干过同样的事，然戚继光搞来的春药比谭纶的更猛，“药虽奇验，终以热发，（张）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暖耳，无一人敢御。”连张居正这样清醒精明而有大才干的政冶家在欲望上都显得如此贪婪，就不用说其他一班随波逐流的政府官员了。正所谓“盖陶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