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求女不得，显然在受着罪苦。诗的后半部分，便是圣人教导君子求女法则：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采荇菜要两只手，爱淑女，要琴瑟友。意谓采荇菜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到手，而爱慕淑女呢，也要有正确的形式才能得到。要有钟鼓琴瑟，成之以礼，才能得到窈窕淑女的欢心，才能得到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美人。

　　有人就会问，男女成之以礼，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要有琴瑟，要有钟鼓，这得是什么样儿的人家啊？答曰：这就是普通的礼制的象征，不一定非要焦尾之琴，黄钟大吕。一般的嫁娶婚姻，明媒正娶，拜天地告鬼神，吹吹打打，即礼成。我们看破落户范进，也摆得起酒席请得起客，遑论高门大户。圣人制礼，虽强调了秩序与等级；但最重要的，是推广普世的礼仪形式。我们看那世间娶亲嫁女，不管是贫寒还是富贵，虽有豪华与俭朴的区别，但基本的形式和礼节都一样，婚丧嫁娶，一望可知。这就是礼制普遍教化的意义。

当然这首诗也是写给女子的。为什么男子不能像关雎求欢那样如愿以偿，却是爱慕窈窕淑女“求之不得”呢？原因是：没有琴瑟钟鼓的欢爱，则是非礼之爱，不可授受也。女子非礼越礼，则亦如禽兽矣。圣人在告诉男子正确的求爱法门的同时，也告诫了那善于怀春的窈窕淑女；我们甚至可以猜测，他对着女子的话语，带着一些警戒的口气。毕竟，所有人类的礼教，没有女子方面的合作，便是空文。古人说《关雎》歌颂“后妃之德”云云，这个后妃之“德”，便是持礼自守的忠贞、自爱、自尊之德。想想后妃与君子也像关雎那般行男女之事，未免太有点那个吧--当然，这自然是礼教千年后我们的眼光了；再一想，那样就很不美吗？驯化千年后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干柴烈火不思量的性关系的想象力了。

郑声的道德风险

诗经时代的男女结合，正在经历礼教化的运动；到了孔子删诗，非礼之事，已有道德风险、风化罪名。于是郑卫之音，遂成为非礼的典型代表。男女私相取悦，私自结合，在诗经时代，尚是青春难禁的本能，圣人尚可以歌颂之“无邪”，因本是人之常情。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便需要以礼相防、相守、相持。演而变之到宋时道学发达，男女之事变成罪大恶极，成了推动社会垮塌的动力之一。

《论语》云郑声淫，淫者，靡靡之音也。既指音律不同于其他大雅之乐的漫无约束，也指其诗歌内容远离礼教风化的主题思想。不过从今天通行的诗经文本中，已经看不到什么诲淫劝奔的痕迹。即使有《竹竿》、《芄兰》、《溱洧》这样的貌似挑逗之作，也都还青春活泼、爱娇俏皮，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只见灵动有趣，看不到什么坏心思。《野有蔓草》的野合尽兴也好，《女曰鸡鸣》的留恋床笫也好，都还是人之常情，虽属非礼，却并不荒淫。但是当我们还原诗经时代和孔子时代的道德来看，可能就会比较同意古人的意见；同时我们会暗暗庆幸时代的改变。

郑卫靡靡之音，摇荡心性，总归是人之本能。批判的评语，徒令今古读者心痒难禁。那青春和生命的恋慕冲动，成之以礼也好，淫奔无耻也罢，虽有道德的风险，终归是生命本身的悸动，总是发之以情；不管是男女之情的爱悦，男男之间的狎玩，或者女女之间的情好，总归是人类自身感情的强大存在，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存在，虽经不起正视、敲打，却也难以漠视、忽视，更无法背过脸去假装不存在。

郑声的不雅名声，便是它自始至终只知道歌唱“情欲”这一件事，似乎人们的心灵里，只有爱情，只有热烈的情欲，才可以当得起生命的见证。这种尊重本能的坚持态度，不仅不能说下流淫邪，恐怕还要尊之为“神圣”人性。无怪乎圣人删诗，郑声以及其他的“淫诗”都得以保留下来，且有21篇，较各风部多许多。人类自始至终，都热爱这些情诗艳歌，虽有“色情”、“诲淫”的抨击而不绝。这也算生命本能向文化本能的转化吧？要不然，这些可爱的诗歌，早已被道学家的剪刀阉割不见了。今日得见，不亦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