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娼妓之盛

　　虽然清初对禁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似乎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和前面几个朝代一样，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过了不久，反而进一步地蔓延发展了起来。

　　娼妓的产生与发展，是有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土壤的，只要这种土壤未被铲除，娼妓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清初虽然三令五申地禁止以良为娼，雍正虽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乐籍制度，但是这些封建统治者既未对众多性工作者为良后的生活出路做出安排，也未对孳生娼妓的社会土壤予以铲除，于是过了不久，“解放”了的性工作者不少人迫于生计又只好重操旧业。

　　加之雍正之后的几代皇帝对于娼妓的活动也多听之任之，令虽行而禁不止，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甚至亲自召幸过女伶昭容和雪如，于是，娼妓又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了。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要作一些分析。在顺治、康熙两朝79年间，官妓废除得较为彻底，但市妓在经过改朝换代的动乱以后，很快又恢复了发展，例如顺治年间仅苏州城就曾两度开设花榜，品定高下。

　　到了康熙年间，则各城镇的市妓都已比较活跃，如朱彝尊所狎代州妓白狗、汤西厓所悦江阴妓红娘子、赵执信情密的天津妓蕊枝、玉素、珍珠、金钱等，都是康熙年间声闻遐迩的名妓。但总的说来，清初的市妓已远不如晚明之盛。到了雍正年间废除乐籍制度后，市妓也随之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而私妓则大大兴盛了起来。

　　雍正所采取的废除乐籍的制度，实际上并没有收到决定性的效果，政治上的压迫似乎消除了，但经济上的压迫仍旧存在，道光、咸丰以后，一些被解放了的“贱民”妇女，仍旧荐寝侑觞，未离旧业。例如同治五年出版的戴槃的《西浙宦游纪略》云：

　　严郡建德之渔课，始自明洪武间。九姓则陈、钱、林、李、袁、孙、赵、许、何，相传为陈友谅抗明师后的后裔，及臣属子孙，被贬入舟居，使身为贱役，无异教坊，其家属随船者皆习丝弦大小曲，以侑觞荐寝。

　　名为眷属，实则官妓。日久年深，九姓之名，已难遍考，至今船只名为江山。由钱江而上至衢州为八省通衢，富商大贾，非此船不坐，豪宦亦然，沈游倾覆，述而不悟，耗费资财，诚不可以数计。道光、咸丰间，尚存船一千数百只，船以奉官为名，官吏既征课银，即有不能禁止之势。……渔课一项，征银九十四两五钱五分八厘，皆属可裁之款。九姓之课可裁，九姓之人可以改业。

　　乾隆以后，娼妓之盛，当时来华的日本人也有记载，《唐土名胜图》认为，古今风土变迁，最可玩味者，莫如戏楼与妓馆。其中的《东西青楼之图》，是在北京的灯市口之东一带，妓皆长袍盛妆，弹筝侑酒，绣帘红烛，迥非今世所见。《唐土名胜图》是1804至1805年所作，相当于清嘉庆初年，那么所述当然是乾隆时的情况。

　　可是，当时的北京，还不是性工作者的地方，在这方面，不如南方，其原因一则因为北方妇女的容色、装束、习惯都逊于南人，同时因为清沿明律，禁止官吏士人狎娼，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挟妓饮酒，亦在此例)媒合人减一等。

　　监生生员……狎妓赌博……者，问发为民，褫革治以应得之罪。在京师对这些规定，掌握尤严。可是到了咸丰时，北京的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是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这主要是因为清朝中叶以后，帝王沉迷于女色，无暇管理臣工;同时承平日久，法令渐弛的缘故。